这些年杜江出演了多部成功的主旋律电影,他的演艺之路契合了国产主旋律电影的崛起,在他看来,通过电影向世界观众传递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也是中国电影人应有的责任。

从“奶爸”到“硬汉”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酒店套房,迷人典雅的小客厅摆放着西式古典家具,墙上是几幅点到为止的抽象画,洁净的白纱把窗外浑浊城市街景恰到好处地虚化了,透进来的午后光线柔和分布在室内,让人几乎意识不到身处于冬日严寒的北京。

杜江正端坐在盥洗台前,任由化妆师在脸上涂抹。他的皮肤晒成健康的小麦色,显得硬朗,不再是几年前白净细嫩的模样。化妆之后连续有三个采访,他应对着大同小异的问题,巧妙地让每一次回答保持一致又各自有所变化。大部分的时间里,他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一双硕大的眼睛在灯光照射下自带聚光效果。

媒体采访告一段落,杜江离开房间,当电梯门徐徐合上,他微微斜靠着电梯墙面,像一根紧绷的弦骤然松懈,身上的光采也瞬间变得黯淡下来,仿佛电量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一,但活动只完成了上半场。

2019年是杜江迄今最忙碌的一年。这一年他有五部电影上映,《地久天长》、《追龙II》、《烈火英雄》、《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加上2018年底上映的《你好,之华》,他连续十二个月处于高强度的工作频率中。

“今年上半年是基本在拍戏,7月份开始就特别忙了。有时候一天有三四个工作,早上5点就起来去拍杂志,脸还都是肿的。”他无奈地低声笑。跑路演非常辛苦,他有时候一走就十几天,好几个城市,一般都忙碌到半夜,然后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到下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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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马不停蹄的生活是从2018年的《红海行动》拉开序幕的。有趣的是,他表演事业的风生水起和中国主旋律电影大片崛起几乎是一条重合的线。此前他给人印象最深的角色是《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童子鸡”,从死人栈里浴血爬出,带着一身伤逃到小妓女家中破了处。再前面是《高跟鞋先生》,一部他“演完了看回放都无比难堪”的反串喜剧,让他拿到了某个娱乐盛典的“最佳女演员奖”。

继续往前数,他似乎就只是“霍思燕的老公”和“嗯哼的爸爸”了,拿得出手的角色并不多。对于这两个标签,杜江虽然来自传统的山东,但并不觉得困扰,但确实给他的事业带来了一些难度,“毕竟没有人有义务理解全面的你”。但他还是尽力正面地看待,杜绝埋怨,努力展现自己。将公众认知从“奶爸”更新到“硬汉”,杜江花了五年的时间,“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你不能因此责怪别人,而是要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

争取《红海行动》的角色时,他铆足了劲去健身,塑形,晒黑,降体脂,打消了林超贤导演的最后一丝疑虑。在这部由无数军事化训练栈积起来的电影里,他黝黑精瘦,大眼睛终于不再满是童真呆萌,而是露出坚决的狠劲儿。但他对此不以为然。“我倒不觉得这些有多么值得拿来说起的,反而觉得是因为更早之前的懈怠,才有了后来这种需要为一件事情去做突击的结果。如果我在大学时就有这样的意识,会不会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他低头沉吟着。

把自己完全交给导演

杜江很早就开始意识到了“长相”对于自己的限制和束缚。他不讳言:“上学时老师就讲过,来学校挑选演员的副导演也都说过类似的话。”观众都是第一时间根据演员的外形来判断和角色的契合度,这很自然,杜江也没有为此难受过,觉得假如能把小生演得成功已经很了不起,就可以成为值得佩服的演员了。

比如汤姆·克鲁斯就是杜江所佩服的,他的《碟中谍》系列演得非常好,虽然可能不是一个“千面人”,但也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

许多人第一次发觉到杜江“有演技”,是从《罗曼蒂克消亡史》开始。这也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对于“电影应该怎么演”,此前他尚无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杜江当时非常信任程耳导演,看了他之前的作品之后,认可他对戏剧的审美,以及对宏观世界的感知。“在他的眼睛下我非常地踏实和放心,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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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完全交给他”,这句话充满了献祭色彩,这是诸多演员寻寻觅觅而又几乎求之不得的状态,也是杜江在正式入行了八年之后,才真正找到的状态。

也是这部戏之后,他陆续接到了更多“好电影”的邀约,《红海行动》、《地 久天长》、《你好,之华》,也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去选择自己认为好的作品,去为自己认定的好电影无私付出。

他对“好电影”的标准非常开放。“我并不认为所谓的文艺片就比商业片更高级,也不觉得商业片就不能有更加细腻的情感表达。我选择《地久天长》、《你好,之华》不是因为觉得文艺片更高贵,而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两位导演的作品。”

演过很多主旋律大片之后,杜江并没有担心“被框住”而不再碰这样的角色,他在主旋律的英雄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受益良多。

“主旋律大片”算是杜江的福地,“主旋律大片硬汉”也成为了他身上最主要的标签之一。他原本的性格中始终存在着“硬”的部分,但这此前都被他的娃娃脸和过于夺目的大眼睛掩盖掉了。“我其实很少向别人流露出自己的负面情绪,即便是身边最亲近的人。基本不会表达出来,就是一个人消化掉。我觉得我有义务保护身边的人,不会受到我的负面影响。但我很愿意成为一个聆听者,为身边的人分担一些事情。”

在《烈火英雄》中,他们从夏天开始和消防员一起训练,体验消防员的生活。烈日之下,消防服下不消一时半刻就被汗水彻底打湿。“但我们真正拍摄是秋天到冬天,反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热,而是挺冷的,因为我们的衣服都会被水打湿,旁边有火反而会感觉挺暖和。不过真正和火近距离面对面,还是会本能地躲开,因为已经不是热了,而是真的会很疼。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地离火更近一些。因为这样才能让大家感受到场景的真实。”

从《红海行动》开始,中国的主旋律大片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是以往许多观众心目中的模样,变得更贴近年轻的观众,拥有更现代的价值观、更国际化的视觉,技术上也在向世界一流水平接近。“我觉得观众是爱看也需要这样 的电影的。”杜江相信观众在走出电影院之后内心是激动澎湃的,这也就是这些电影的意义。

这些年杜江出演的多部主旋律大片,按照他的说法,承载了中国人民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就像美国电影常能看到星条旗和美式价值观一样,“以至于他们长期这样的文化输出,让他们的价值观成为了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中国的电影,也可以向中国的观众,以后甚至可能向世界的观众,传递我们中国的主流价值观。”杜江觉得,这是中国电影人应有的责任。

在年纪尚轻时,杜江便已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我一直都明白,一个强大的祖国才能够有一个个幸福的人。反而是拍了这几部电影之后,我意识到祖国是由无数个这样默默奉献的人成就的。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到底是从哪里来,就像一部电影一定是演员和背后无数的人共同完成的。这几部主旋律电影反而让我看到了‘人’的价值,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有一个机会让你成为英雄,也是因为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他从小生活在山东一个普通的传统家庭里,父母都是公务员,从小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可能就像《冒牌天神》里有一句台词,”上帝要赋予你勇气,是要把勇气这个东西直接塞到你的身体里,还是给你一个展现勇气的机会。“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参与了这些电影,才有了更多机会对这些方面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表达。”

采访到末尾,记者问了杜江一个问题:“很多人通过标签来认识你,而并不真正理解真正的你,那你会希望能更加袒露自己,让大家看到更全面真实的你吗?”

他当即否定道:“我不希望。”这一瞬间他稍微涨红了脸,似乎为自己过于直接的语气感到抱歉,语气也由此缓和下来,“我不太希望……其实我不想让别人太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更愿意和观众拉开一定的距离。他们不用理解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反而更容易被我所塑造的角色打动。”

杜江自述:初入行业时,我一无所知

当初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基本上是命运的安排。其实就是没得选择,因为当时就三所学校,中戏北电上戏。这是我当时作为一个从来没接触过表演、家里也没有人干这一行的中学生所能想到的三所学校。

我是一个普通的高中学生,萌生学表演的念头也就是在高二那段时间,之前也都是一直在非常努力地学习,到了高考,也只是把考艺术类大学的表演当成是一种尝试。北京的两所表演学校需要到北京来报考,要住在北京,要一试二试,运气好的三试,前前后后要花很长时间。我当时觉得成本有点儿大,万一考不上的话对我珍贵的高考复习时间是非常大的损失。

但上海戏剧学院在我们济南有考点,相当于在家门口参加考试,考完回到学校继续做一个高中生应该做的事情。不成也就算了,它成本非常低,不会耽误什么。所以我只考了上海戏剧学院一个学校,北京压根就没去。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上戏已经是非常好的学校了,如果考上了肯定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如果考不上,那就说明我没有这方面的本事,那北京的两所学校肯定也考不上,所以也就没什么值得后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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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是非常敷衍地准备了“声台形表”四个方面的考试属性。声乐找了一个老师,教了我一首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是同一首歌唱完了三试的学生,每次都是唱这首歌。因为当时有规定是只能唱民族和美声,不能唱流行歌曲。表演大概学了几节课,还停留在校园晚会小品的水平吧,而且还是非常尴尬的那种水平,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记者:当时老师有说过你有表演的天赋吗?)就像没有表达过这种肯定……只是说形象还可以,是上戏喜欢的类型。这个是唯一的优势。

台词是找了一个台词老师,准备了一段散文的朗诵。形体就更别提了,我是一个在人面前跳舞都觉得非常尴尬的人。从小就不太爱表现。当众说话就已经够紧张了,当众跳舞就更是……你不知道当时考场的氛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多厉害的学生都有。有那种可以从教室这头咚咚咚咚翻跟头一直翻到教室那头的,有那种把自己打扮成荷花仙子,放音乐跳一段很厉害的舞蹈的,大家都是艺校学了很多年的,腿一抬都到这儿了,夸嚓一下劈叉之类的,各种各样都有。我坐在那儿都惊呆了:啊……这样都可以啊……就觉得自己啥也不是。

我学了一段舞蹈,非常的尴尬。所谓的现代舞,但其实也不是什么现代舞,当时郭富城有过一个电影《para para樱之花》风靡过一阵(杜江忍不住哼哼了两句副歌),它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舞蹈,没什么技巧,跟着节奏变换一些手上的动作,脚下步伐也很简单,就是左右移动。我坐在那儿就完全没有信心当着那些人的面跳这样的一支舞。实在是太丢人了。我觉得我跳了肯定会被赶出教室的。最后我临时决定,做广播体操。

我觉得就这样吧。不就是向老师展示自己四肢健在,动作协调,肢体各方面的能力也都是一个正常人的样子吗?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这么不擅长的东西拿出来。做广播体操是形体表演里最不受待见的一拨同学,是不允许单独表演的,纯属浪费大家的时间。每个考场都会有几个做广播体操的学生,是集体上台,但也会非常尴尬,没有音乐的广播体操,而且跳了才发现每个学校教的不是同一套,动作各有不同。但我想也会比樱花舞好一些。

(记者:你在表演这些的时候会绷着笑吗?)不是绷着笑,是绷着难堪…… 想赶快结束赶快回到角落里坐下,不要站在教室的中间。没有一个瞬间是觉得自己很闪耀,都是硬着头皮撑下来了。

最后成绩出来,我考了全国第二。

(记者:为什么?)后来老师跟我说了。我们三试过后有一个面试,是表演系主任亲自主持的,他们明确告诉我了,我是一个三试表现都非常一般的学生,但我身上还是像他们想要的那种一张白纸的样子,上海戏剧学院是一个有能力和有信心在一张白纸上作画的学校。虽然我没什么本事,但也没什么坏毛病,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有潜力的,就把我招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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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上戏之后,在声乐和形体上我是被碾压的。班里有很多学声乐的男生和学舞蹈的女生,确实是很厉害。表演和台词大家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这一点让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我们班人才济济,男生有陈赫、郑恺、王传君,女生有江疏影、王晓晨,还有后来新版《还珠格格》演紫薇的海陆。尤其是我、陈赫、郑恺,我们仨是一个宿舍的,我们那个宿舍现在还被上戏的学生认为是历届风水比较好的。

一年级的时候非常紧张,课程非常满,老师也吓唬我们,说一年级是甄别期,如果学年结束,四门考试有不及格的情况,或者老师内部开会,就算你都及格,老师觉得你不是这块料,都会被当成误招的学生退学。大家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很努力。每天早上很早起来开嗓,练功,准备上课的属性,所以不是很理解 “表演”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很实本地去学老师教给的东西。

我学的是舞台剧,但我没演过“哈姆雷特”,演过几次“罗密欧”,演了很多莎翁的剧,我们的教学是各个方向的戏都有,有曹禺的,西方的,小丑表演也有,古希腊悲剧也有,说到这个我要感谢我们表演课的谷亦安老师,他请了很多外国优秀的专家来放我们一些在教程之外的课。

毕业后我留在上海,挺开心的。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知道当演员更好的选择可能是来北京。但是你在一个城市里生活了四年之后,你的朋友和人际关系都在那儿,对于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展开一段未知的旅程还是挺恐惧的。来北京找谁呢?做什么呢?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就拖拉了一年,踌躇了一年,待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偶尔有些工作就去做。也来过一两次北京,但总觉得待不住,觉得这座城市并不属于我。

后来几个跟我要好的同学陆陆续续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才觉得,就像可以试一下了。大概是2009年底,终于来了北京。

刚开始主要演一些连续剧。从舞台剧到连续剧,跨度是非常大的。导演不是表演课老师,不会每天跟你一点点从细节里抠,启发,引导,最后一条完整的长链都是无数次排练和推敲的结果。但是连续剧要求你出现在现场已经是一个准备好了的状态,不必再去过多沟通。我第一次拍戏,连摄影师一些基本位置的要求都做不到。我不知道什么叫五五位,不知道灯光在哪里,我不但找不到自己的光,还经常挡住对手演员的光。更别说“和镜头谈恋爱”这种高级的经验和技能了。我经常连镜头在哪儿都找不到,也不知道近景中景远景在表演上要注意的点。相当于都要从头学起,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教你,完全是自己琢磨。

(记者:那时候会经常被导演骂吗?)也不会,因为我们那个导演也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哈哈。他还在为自己那摊事儿纠结痛苦着。但这样的学习进步也很快,因为都是自己的切肤之痛去体会到的东西,也更长记性。而且表演强度非常大,一天表演十几二十场戏,都是重场戏。比如这两天在酒店拍,所有在酒店里的戏全都在这两天内拍完。情绪跳跃不连贯。而且你知道我们的电视剧很喜欢掉眼泪,有事没事就哭了,发生意外啦,要死要活啦,每场戏要在一个嘈杂的环境里调整自己的情绪,是难度很大的。但我现在倒是觉得那时候的表演状态是好的,因为你没有别的经验和技巧可以依靠,只能全都是真情实感。虽然经验上有些青涩,但真的特别真挚。

2019年,杜江收获了许多的瞩目与掌声,这也许是一种被时代选中的幸运,但在这幸运背后,杜江付出的、遭遇的,有些会分享给外界,而有些,只会被他留在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