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本人和他的电影都在强烈地排斥标签化和神圣化，而致力于展现人与社会的丰富多彩。他从来不是“一起床就想创作，每天都在为艺术痛苦”的那种艺术家，他爱吃爱喝爱见朋友，同时也爱电影。现在，46岁的贾樟柯仍然没有停下与时俱进的脚步，他进军新媒体领域，布局商业电影市场，参与电影教育事业，他用商业的方式把新老朋友聚在一起，乐在其中。

2016年5月的一个上午，刚从戛纳国际电影节回来的贾樟柯坐在北京一家私人院子里，我们从电影开始聊起，他马上表示了反抗：“我很奇怪，为什么一遇到我，大家都喜欢问比较严肃的问题，‘中国电影怎么发展’之类的，我只好回答了，然后发表出来都是我在谈这些问题，显得我像个发言人似的，每天都在忧国忧民，想中国电影何处去。其实我平常才不过脑筋呢，对这些事也不太关心，中国电影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好渴望大家问我一些轻松的问题，真的，不开玩笑，”贾樟柯说，“我每天想的就是下午吃什么，晚上见什么朋友，凡夫俗子。吃吃喝喝啊生活，这是最重要的。”

/电影不是我的全部/

看起来，贾樟柯不喜欢他的导演身份被过度解读。电影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爱好，在他看来，这个爱好和其他人喜欢登山、喜欢摄影、喜欢卖保险没什么不同。“没有人了解我，我估计，”他这么说，“媒体也是片面的，大众也是片面的，永远只能看到一面，人丰富着呢，一个人有很多侧面。”

今年，电影在贾樟柯的生活里还没有出现过。在刚刚结束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他受邀担任青年电影人的导师，但更多的是在“谈生意、谈合作”。算起来，他平均每两年推出一部电影，电影创作的过程并没有占据他的全部生活。

现在，贾樟柯的日程表是这样的：早晨跑步，下午见人，晚上聚会。他的作息非常规律，每天9点或者更早到达公司，有同事称他是“保险公司推销员”。工作事务处理到下午两点左右，之后基本上都是他的自由活动时间，主要用来和朋友待在一起。

比起“电影”，“朋友”更像是贾樟柯当下的关键词。他在山西老家开的面馆营业了一年多，一直限于朋友之间的聚会，今年6月才对外营业。我们拍摄采访的地点也是他选的，一家隐匿在南锣鼓巷口的私人小庭院，属于他的一位朋友，坐落在旅游步行街，但并不对外营业。接下来，他又将在山西新开一家晋菜馆，“想去我们面馆的人太多了，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做餐饮的，干脆和他一起，再做一个餐馆得了。”

面馆名叫“山河故人”，是贾樟柯拍完《山河故人》之后的另一个作品。他曾经说过，这家面馆是他对自己电影生活的反思，“从1998年开始，似乎我的生活中只有电影这件事，忽视了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有时甚至觉得自己不近人情，这是一种损失。面馆让我重新跟生活接触，是生活的一个缓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回归，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的感情。”

电影《山河故人》和面馆“山河故人”推动他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山西，回到从小一起成长的故人身边。这群“穿开裆裤就一起上学”的朋友超越了收入和阶层，今天仍然聚在一起踢球、吃饭。他们聚会的场所很多，有朋友开小卖部，就在小卖部见面，有个朋友在教堂工作，大家常去教堂看他，有时候就聚在朋友三十几平米的家里。

贾樟柯很开心，他享受这样的生活，“电影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人是跟人在一起生活。任何一个人都是把家人、朋友排在第一位吧，而不是电子科技或者生物科学排第一。我们不要成为我们所做的、爱做的事情的奴隶。”

/大投资家贾樟柯/

5月7日，贾樟柯在北京举办“@预见”发布会，以TED演讲方式宣布入股“以上传媒”，还以投资人的身份推介了自己发起的首个新媒体影像项目“柯首映”，正式宣告进入新媒体领域。

在发布会现场，贾樟柯说自己一直是个投资人，“黑白两道”都投资，“黑”是煤矿，“白”是白酒，另外还涉及酒店、旅游园区等传统行业，“互联网时代留下了两个山西人的名字，李彦宏和贾跃亭，会不会留下第三个‘贾樟柯’的名字？我不知道。”

他还透露，从他当导演那天起，自己就是自己的投资人，“我投资了我所有导演的电影，我觉得自己眼光不错，因为我一直认为那个叫‘贾樟柯’的导演很有才华。到目前为止，我所导演的电影，我都拥有三分之一的股权，并且还在不断创造着收益。”

当我们向这位“大投资家”打听他的投资回报率，他狡猾地一笑：“这个我不能回答你，我只能告诉税务局。”

重要的是，这样的操作方式保证贾樟柯在电影创作上的相对自由。“财务独立，腰杆就硬”在影视圈一样适用，拿着自己的钱拍电影，自然爱拍什么拍什么。最初的资金从哪来？“朋友。资金周转也是靠朋友。人生活就是靠朋友。”

进入新媒体产业，也是因为朋友。原《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李径宇和贾樟柯既是老乡又是朋友，李径宇告别纸媒行业之后，拉着贾樟柯做起了新媒体，贾樟柯对新媒体的态度逐渐从“知道那个产业很大，但觉得跟我没啥关系”变成了“其乐无穷”。

新媒体的互动性以及那种“即时的变动”吸引着他，这是他在其他投资项目总未曾感受过的。看多了酒店等传统行业随着淡旺季而产生的常态的曲线变化，科技引发的新媒体的变化让他兴奋，“这跟电影很像，电影也是一直随着科技在变，特别好玩儿。”

当他发现商业模式的改变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组合方式，他就觉得更好玩了。“我身边的各种朋友突然因为互联网的奇异的组合方法，又在一起做事了，”贾樟柯说，“我都奔5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创业不重要，我们都创过好几回业了，主要是要开心做事，一个人做事没意思。”

以前，他和李径宇一年见一次面，现在天天见面，“商业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连接纽带，每个人我们都在商业链条里，我们在商业的循环里成为朋友，甚至成为恋人、成为敌人，疏远、亲近、聚散，商业是最直接的组织方法。当你游刃有余的时候，你享受的是新的朋友的聚合关系，带来的新的聚会、新的狂欢，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资本不会吞噬创作/

从电影到其他领域，贾樟柯从来没有资金方面的困难，恰好相反，拥有资本是他的优势。他的解决方案是自己成为投资人。而今天，资本与资本之间需要联手。

近来，贾樟柯频繁地参与朋友组织的各种“战略发展会议”，刚开始很积极，后来有点累得吃不消了。“我们山西人在一起做生意啊，太喜欢谈战略了，都不说眼前的事，都是说未来。有时候请全国最好的某个方面的专家讲课，一帮大佬在那儿学，他们学习精神太强了。有时候讨论内部的战略，谈得都很理想主义。”

在以上传媒，他们很少谈经营，“我们的人才都是一线的，不用教，做得很好。最吃力的是要梳理出来一个企业愿景和价值观，才能往前走得远一些。”贾樟柯也不得不加入学习电商经济学的行列，“科技的改变引起的渠道改变和物流方式改变，成本的调整，这些事情都得随时关注。”

以上传媒的业务分为三大版块：新媒体的投资和孵化、新媒体的运营和经营、新媒体金融。这些工作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已经开始盈利，盈利的几个板块也很清晰，财务报表也很漂亮。”这些信息，贾樟柯并没有拿出来宣讲，他站在舞台上，滔滔不绝地介绍“柯首映”。

依托于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柯首映”是一个“全球电影短片中国内地首映平台”，每周将在微信公众平台向用户推送两部来自全球各地、从未在中国内地播映过的优秀电影短片，为他们举行“线上首映”。“‘柯首映’是个娱乐产品，我们要征集影片，我们要有观众来看片，我们要找影评人来评论，所以它需要推广，需要获得短片作者和短片爱好者的关注。”

眼下，十几个人的团队在为“柯首映”工作，贾樟柯称它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所以必须考虑商业回收，目前已经梳理出平台广告、垂直电商、社群服务这几个盈利方向。“正在准备一些电商产品，广告预约情况非常好，”他说，“其实我们现在做东西，都是先把渠道、回收模式都设计好、预约好，稳妥就推出。”

在第一部电影作品《小武》之前，还在上大二的贾樟柯就拍过“播得很火的”方便面广告，至今也没有停止广告片拍摄。他意识到自己身兼创作者和投资人，“身份有点复杂”，但他始终认为资本是中性的，“有时候我们对资本太紧张，总觉得它是万恶的，它是要吞噬创作者的，其实就看你能不能掌握资本，你跟什么样的资本合作。资本背后都是人，挑选资本不是挑选钱，是挑选钱背后的人。要学会跟资本打交道，要尊重商业逻辑跟规则。”

/商业营收与创作自由/

像“柯首映”这样值得贾樟柯“站出来昭告天下”的事情并不多，更多的工作内容，他“恨不得不想让人知道”。

成立10年的老电影公司西河星汇仍然占据着贾樟柯最大一部分精力。西河星汇一直在做贾樟柯喜欢做的、不计回报的片子，“所谓不计回报，当然希望能够很好地营收，但是亏了也就亏了，主要是把片子拍出来。”贾樟柯透露，西河星汇具有强大的商业营收能力，广告流水非常高，“既然在广告方面赚了钱，那拍电影就做一些相对自由的事情。”

直到今天，他的所有投资中“最贵的项目”仍然是电影。“我们拍过一部片子，特别多长镜头，对着爸爸睡觉拍了三分钟，这种电影我们要让它赚钱，你说难度有多大？难度非常大，（所以我）就得亲自出马搞这些事。”

相对来说，新电影公司“暖流文化”基本上不太需要贾樟柯操心，这家主营商业电影和电影教育，“门槛低、盈利高、技术含量低，而且我们的CEO非常优秀。”在暖流文化的商业片计划单上，有李宇春的导演处女作《人民路女神》、贾樟柯监制的东野圭吾作品《悖论13》以及谍战片《双雄会》等。另一边，暖流文化还要为电影专业人才提供短期的技术训练，覆盖编剧、道具、录音、剪辑、表演等细分领域。

6月14日，暖流文化宣布发起“暖流教育计划”，与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联合开发国际化、新型的电影教育体系，贾樟柯也应上海大学之邀出任该院院长。这是一个电影导演向电影领军人的自然转变，但贾樟柯不爱这么说，他更愿意说“年纪大了就开始做导师了”，或者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国电影从每年生产两三百部上升到近一千部就发生在近几年间，这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才缺口，加上电视剧、网络节目、网络剧的节节增长的人才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项目。”

“柯首映”也在计划，每年优先考虑投资3位短片获奖的导演拍摄长片。贾樟柯已经扶持了7个青年导演的处女长片，对他来说，做这些“不是欣慰，是心安”，“就跟人求神拜佛、捐金身一样，我也有我的心理需求啊。我觉得我靠电影赚了钱，我就应该花出去，因为拍电影赚钱太暴利了。”

/社群组织者贾樟柯/

和我们聊天的贾樟柯更像一个出色的投资人和管理者，但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社群组织者”。他说自己其实一直沉浸在社群管理中，不管是拍电影、做投资还是做电影培训，都是在不停地组织新的社群。

“比如说‘柯首映’要建立选片团队，我就让香港电影节的朋友、台湾的朋友帮我选，他们之间原来是平行线，现在我把朋友重新聚合在一起，他们之间也开始认识合作了，他们又建立连接，这就是社群管理嘛。”

对贾樟柯来说，工作和生活很难区分，因为工作也是找一些事情让朋友聚在一起。他说他的公司文化之一就是“举重若轻”，这与他本人一脉相承。

多年来，贾樟柯在电影里讲述人们在时代、环境的变化中面临的困境和内心的迷失，却从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他本人和他的电影都在强烈地排斥标签化和神圣化，而致力于展现人与社会的丰富多彩，“我们都有我们的弱点，有我们的优点，有我们的小打算、小算盘，也有我们的承担，别把自己挂在墙上，就是乐在其中的一个凡夫俗子而已。”

电影已经伴随了贾樟柯18年，虽然目前电影在他的生活中占比很小，但他仍然形容自己对电影的感情“很浓烈”，“其实这跟谈恋爱一样，你喜欢一个女孩子，人们就会以为你所有的精力、时间都给了她。其实不是的，你还会做很多事情，但是你不妨碍你很炙热地喜欢她。”

18年来，时代一直在改变，他亲身经历了电脑的诞生和互联网的出现，又看着人们跟随着互联网从PC转移到移动端，电影技术也在这18年间不断变化，但在飞速的时代变化中，贾樟柯一直能够面对这种变化，“同时，变化也改变不了我。”他说。

他的面容越来越柔和，常抽的香烟换了雪茄，因为剪片伤了右眼，落下了怕光的毛病，长年戴着墨镜。但这不妨碍他的内心仍然是那个深夜和表弟打着手电翻山越岭，去另一个村子看电影到天亮的少年。

贾樟柯说过，电影就是一场孤独的长跑，现在他快跑到中间了。刚开跑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横冲直撞，跑到中间感觉有点像是一种修行，“到最后，谁都是修行，都是一种生活方法，”他慢悠悠地说，“所以呢，不急，慢慢来。”